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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毒品案件審判工作中切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2010.4.28)

時間:2014-07-19  來源:人民法院報  作者:  閱讀:

最高法院刑五庭

     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了《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人民法院在刑事審判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出了具體要求。毒品案件在刑事案件中占有較大比重,適用包括死刑在內的重刑的比例也較高,切實貫徹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于依法嚴懲嚴重毒品犯罪,遏制毒品犯罪的高發態勢,同時發揮刑罰的教育改造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結合當前毒品案件審判工作的實際,就如何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略作闡述。

  一、突出打擊重點,依法嚴懲嚴重毒品犯罪

  依法嚴懲嚴重犯罪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嚴”的題中之義,也是貫徹罪刑均衡原則,發揮刑罰威懾作用的必然要求。毒品犯罪危害公民身心健康,頹廢社會風氣,并容易引發盜竊搶劫、殺人等犯罪,危害很大。其中,走私、制造毒品系源頭性犯罪,販賣、運輸毒品造成毒品的傳播、擴散,故《意見》第7條把這四種毒品犯罪行為均列為嚴懲的重點。長期以來,人民法院堅持依法嚴厲打擊嚴重毒品犯罪,對一批罪行嚴重的犯罪分子判處了重刑至死刑,較好地發揮了刑罰遏制毒品犯罪的作用。尤其是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死刑核準權后,通過嚴把案件事實關、證據關、程序關和法律適用關,更加嚴格地執行死刑政策,毒品案件的死刑適用更加慎重和公正。

  《意見》第11條提出:“要依法從嚴懲處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節較輕,也要體現從嚴懲處的精神。尤其是對于前罪為暴力犯罪或被判處重刑的累犯,更要依法從嚴懲處。”之所以作出這種強調,是因為具有累犯和毒品再犯情節的犯罪分子曾受刑罰的懲罰、教育,卻不思悔改,仍再次實施犯罪行為,充分表明其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難以改造,有的甚至不堪改造,故要充分發揮刑罰的懲罰功能,以實現對此類犯罪分子的特殊預防。對此,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印發的《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也作了規定,即“審理毒品犯罪案件,應當切實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突出毒品犯罪的打擊重點。必須依法嚴懲毒梟、職業毒犯、再犯、累犯、慣犯、主犯等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危害嚴重的毒品犯罪分子……對于其中罪行極其嚴重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必須堅決依法判處死刑。”實踐中,對于毒品數量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并具有毒品再犯、累犯、職業犯、慣犯、主犯等情節的被告人,通常判處死刑,以體現法律的嚴懲立場。

  在此方面,要特別需要重視對毒梟、職業毒犯、主犯立功問題的處理。《意見》第33條提出,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對于主犯或首要分子檢舉、揭發同案中地位、作用較次的犯罪分子構成立功的,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應當從嚴掌握,如果從輕處罰可能導致全案量刑失衡的,一般不予從輕處罰;如果檢舉、揭發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樣嚴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協助抓獲的是同案中的其他主犯、首要分子的,原則上應予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實踐中,應以功是否足以抵罪作為立功是否從寬處罰的標準,即應結合被告人罪行的嚴重程度、立功大小綜合考慮。對于毒梟等嚴重毒品犯罪分子立功的,如果其檢舉、揭發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樣嚴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協助抓獲的是同案中的其他首要分子、主犯,功足以抵罪的,原則上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如果協助抓獲的只是同案中的從犯或者馬仔,功不足以抵罪,或者從輕處罰后全案處刑明顯失衡的,不予從輕處罰。同時,對于同監犯將本人或者他人尚未被司法機關掌握的犯罪事實告知被告人,由被告人檢舉揭發的,如經查證屬實,雖可認定立功,但是否從寬處罰以及從寬幅度的大小,應與通常的立功有所區別。對于通過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徑獲取他人犯罪信息,由被告人檢舉揭發的,不能認定為立功,也不能作為酌情從輕處罰情節。這樣把握可以對罪行嚴重的毒品犯罪分子更有力地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嚴”的要求。

  二、堅持區別對待,充分考慮從寬處罰情節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核心是區別對待。對于情節較輕、社會危害性較小的犯罪,或者罪行雖重,但具有法定、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被告人,應依法或者酌情予以從寬處罰。毒品犯罪的整體危害雖大,但具體犯罪也有輕重之別,不能不加區別地一律予以從嚴懲處,對其中罪行相對較輕的,或者具有法定、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應在量刑時充分考慮,以發揮刑罰的教育改造作用。

  《意見》第17、18和19條分別提出,對于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節的被告人,一般均應當依法從寬處罰;對于較輕犯罪的初犯、偶犯,應當綜合考慮其犯罪的動機、手段、情節、后果和犯罪時的主觀狀態,酌情予以從寬處罰。毒品案件的審判要充分貫徹這些原則性規定。例如,對于毒品數量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但犯罪情節較輕,或者具有法定、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判處被告人死刑立即執行:(1)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從寬處罰情節的;(2)已查獲的毒品數量未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到案后坦白尚未被司法機關掌握的其他毒品犯罪,累計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3)經鑒定毒品含量極低,摻假之后的數量才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或者有證據表明可能大量摻假但因故不能鑒定的;(4)因特情引誘毒品數量才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5)以販養吸的被告人,被查獲的毒品數量剛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6)毒品數量剛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確屬初次犯罪即被查獲,未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的;等等。

  此方面要特別重視對運輸毒品罪的處理。刑法把運輸毒品罪同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罪并列規定,并配置了相同法定刑,但實踐中運輸毒品犯罪的情況較為復雜。部分被告人系受指使、雇傭的貧民、邊民或者無業人員,只是為賺取少量運費而為他人運輸毒品,他們不是毒品的所有者、買家或者賣家,與幕后的指使、雇傭者相比,在毒品犯罪中處于從屬和被支配地位,所起作用和主觀惡性相對較小,社會危害性也相對較小,故量刑時應與走私、販賣、制造毒品和具有嚴重情節的運輸毒品犯罪分子有所區別。即,在運輸毒品案件中要重點打擊指使、雇傭他人運輸毒品的犯罪分子和接應、接貨的毒品所有者、買家或者賣家。對于運輸毒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組織、指使、雇傭他人運輸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梟、職業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裝掩護、暴力抗拒檢查、拘留或者逮捕、參與有組織的國際毒品犯罪、以運輸毒品為業、多次運輸毒品或者其他嚴重情節的,應當依法從嚴懲處。但是,對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確屬受人指使、雇傭而運輸毒品,又系初犯、偶犯的,可以從輕處罰,即使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也可以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是深入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寬”的精神,進一步堅持區別對待的體現。

  三、把握量刑平衡,穩妥實現寬嚴“相濟”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寬”與“嚴”是辨證統一、相輔相成的關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補充,共同促進。“相濟”不是“寬”和“嚴”的簡單相加,而是一種交融關系,追求的是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在毒品案件的審判中實現寬嚴“相濟”,既要把握好個案之間的量刑平衡,也要把握好多被告人案件特別是共同犯罪案件的量刑平衡。

  個案之間的量刑平衡意味著重罪重判,輕罪輕判,罰當其罪。這是罪刑均衡原則的基本要求。由于毒品數量是量刑的重要情節,在判斷個案的量刑平衡問題上容易陷入“唯數量論”的誤區。要特別重視的是,毒品數量并非量刑的唯一情節。對被告人量刑時,尤其是在考慮是否適用死刑時,應當綜合考慮毒品數量、犯罪情節、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以及當地禁毒形勢等各種因素,予以區別對待。有的案件中毒品數量雖大,但被告人因具有法定從寬處罰情節而可能不判處死刑,有的案件中毒品數量較小,但超過了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被告人也不具有法定或者酌定從寬處罰情節,故仍可能被判處死刑。這種處理不僅不違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而恰恰是該政策的要求和體現。

  對于多被告人犯罪特別是共同犯罪案件,根據寬嚴“相濟”的具體要求,要注重正確區分主從犯并根據被告人罪責的大小確定刑罰。《意見》第31條提出,對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應當充分考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方面的不同,根據事實和證據能分清主從犯的,都應當認定主從犯;有多名主犯的,應在主犯中進一步區分出罪行最為嚴重者。具體到毒品共同犯罪案件,首先,對能分清主從犯的,不能因為涉案毒品數量巨大,就不分主從犯而將被告人均認定為主犯或者實際上都按主犯處罰,一律判處重刑甚至死刑。要根據《意見》第30條的規定,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組織或集團中的為首組織、指揮、策劃者和骨干分子,該判處重刑或死刑的要堅決判處;但對受欺騙、脅迫參加犯罪組織、犯罪集團或只是一般參加者,在犯罪中起次要、輔助作用的從犯,應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其次,對于共同犯罪中有多個主犯的,處罰上也應做到區別對待,要全面考察各主犯在共同犯罪中實際發揮作用的差別,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方面的差異,對罪責更重的主犯判處更重的刑罰。如果共同犯罪中毒品數量剛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但各共同犯罪人作用相當,或者責任大小難以區分的,可以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同時,從人道主義考慮,對于家庭成員共同實施毒品犯罪,毒品數量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已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對其他罪行相對較輕的被告人可以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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