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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從保護幼女的視角看嫖宿幼女罪與奸淫幼女型強奸罪之爭

時間:2013-11-11  來源:論文天下論文網  作者:王欣  閱讀:

近幾年發生的一系列嫖宿幼女案,使得嫖宿幼女罪是否有單獨成一罪的必要而受到質疑。對于嫖宿幼女罪,理論界存在保留論和廢除論兩種對立的觀點。從立法、傳統道德、民意及司法實踐等角度,本文闡釋了所支持的嫖宿幼女罪廢除論的觀點。同時,嫖宿幼女案的多發,與家庭學校對于幼女監管不力、對幼女性知識教育缺失及對于留守兒童關注較少等原因存在一定的關系。因此,只有家庭、學校、社會聯合加強對幼女的關注和保護,形成一種全面的長效的社會機制,才能從根本上遏制嫖宿幼女的社會現象。

  論文關鍵詞 嫖宿幼女 奸淫幼女 幼女保護

  一、基本案情

  案例一:2007年10月至2008年6月,被告人袁榮會指使、教唆未成年人劉某某、袁某某采取“散布隱私”、“注射毒針”、“拍裸照”等威脅手段,先后多次強行將貴州省習水縣中、小學女學生張某、肖某、范某某等10人(3名女童、7名少女)先后帶到袁榮會家中,由袁榮會聯系被告人馮支洋等7人嫖宿。其中5名為公職人員。(以下簡稱貴州習水案)
  案例二:2013年5月8日,海南省萬寧市第二小學校長陳在鵬、市房管局職工馮小松分別帶十一歲至十四歲的6名小學生到酒店開房過夜。5月15日,海南萬寧市人民檢察院以涉嫌猥褻兒童罪逮捕陳在鵬、馮小松。5月24日,萬寧市人民檢察院以強奸罪向萬寧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以下簡稱海南萬寧案)
  在貴州習水案中,被告人馮支洋等7人嫖宿幼女的行為,令人發指,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由于幼女是被威脅所致,并非自愿,因此,一些學者認為馮支洋等7人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奸淫幼女型強奸罪。而由于馮支洋等7人支付了一定數額的嫖資,一些學者主張將其行為認定為嫖宿幼女罪。最終,貴州省遵義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嫖宿幼女罪對馮支洋等7人處以刑罰。
  在海南萬寧案中,由于存在犯罪嫌疑人陳在鵬被6位女生打電話主動相約以及留下1000元錢的情節,所以對于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問題,則存在爭論:第一種觀點認為,由于并未發生性行為,應當認定為猥褻兒童罪;第二種觀點認為,幼女不具有性行為能力與認識能力,因而不管幼女是否“同意”發生性交,犯罪嫌疑人與幼女的性交行為,都是侵害其性自由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強奸罪;第三種觀點認為,由于6位女生有主動聯系的情節,且犯罪嫌疑人支付一定數額的金錢,因此應當認定為嫖宿幼女罪。
  我國1979年刑法中并未規定嫖宿幼女罪。1997年刑法修改過程中,一些學者建議將嫖宿幼女行為單獨規定為一罪。其中,部分學者是基于犯罪人人權保障的理念,認為幼女自愿實施性交易的行為,幼女存在被害人承諾和被害人過錯的情形,應當區別于奸淫幼女型強奸罪。也有學者是基于被害人保護論,認為設立嫖宿幼女罪是為了嚴厲打擊嫖宿幼女的行為、為了更好地保護幼女的身心健康。后來,刑法將嫖宿幼女罪單獨規定為一罪。但在之后的司法實踐中,此罪名卻頻頻遭到質疑:嫖宿幼女罪與奸淫幼女型強奸罪有著怎樣的關系?嫖宿幼女罪是否有輕縱犯罪人、不利于保護幼女權益之嫌?

  二、嫖宿幼女罪與奸淫幼女型強奸罪之界限

  嫖宿幼女罪,是嫖宿不滿14周歲的幼女的行為。嫖宿行為以幼女的主動、自愿賣淫或者基于某種原因正在實施賣淫活動為前提。若不存在這樣的前提條件,行為人在明知對方是或可能是幼女的情況下使用暴力、威脅等手段與之性交的,則成立奸淫幼女型強奸罪。而奸淫幼女型強奸罪,是與不滿14周歲的幼女性交的行為。由于幼女身心發育并不成熟,不具有性行為能力和認識能力,因此,只要與幼女性交,就侵害了其性的自主權,成立奸淫幼女型強奸罪。關于本罪認定,我國理論通說為“接觸說”,只要行為人與被害人存在性器官的接觸,即構成本罪,不以性器官的插入為要件。
  可見,嫖宿幼女罪與奸淫幼女型強奸罪存在法條競合。嫖宿幼女罪在符合奸淫幼女型強奸罪構成要件的基礎上,還存在幼女自愿與行為人實施性交易,具有營利目的等情形。正因為存在被害人承諾或被害人有過錯的情節,出于保護犯罪人權利的角度,刑法在奸淫幼女型強奸罪之外,另設嫖宿幼女罪,并規定了“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的法定刑。在量刑上嚴重輕于奸淫幼女型強奸罪可能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在嫖宿幼女罪中,由于幼女的“承諾”或“過錯”,并不具有法律意義上的被害人承諾或被害人過錯的效力。所以,出于保護幼女的角度考慮,嫖宿幼女罪相較于奸淫型強奸罪極輕的法定刑設置,則有過于偏袒犯罪人、輕縱犯罪人之嫌。畢竟,近幾年頻發的性侵幼女案,大多是由公職人員實施的,如教師、村鎮干部、公務員等。在這些強勢的公職人員面前,被性侵的幼女本就處于弱勢地位,判決之后,“賣淫女”的身份又將讓其如何自處?或許我們應該反思:嫖宿幼女罪是否有違保護幼女的初衷?

  三、嫖宿幼女罪的存廢之爭

  由于嫖宿幼女罪相對較輕的法定刑,不能滿足民眾重罰的訴求,一些學者強烈要求廢除嫖宿幼女罪,對于嫖宿幼女的行為,應認定為奸淫幼女型強奸罪。如葉良芳教授認為:“嫖宿幼女罪與奸淫幼女型強奸罪,兩罪的本質相同,區別僅在被害人身份,而被害人身份不同不能成為此罪與彼罪區別的標準。”豍車浩教授指出:“從立法論看,兩罪在構成要件上存在特別法與普通法之競合,但刑罰差別不大,特別行為也完全可以按照普通法條的刑罰強度處理,設立特別法條毫無意義。”
  相反地,部分學者對嫖宿幼女罪持保留的觀點。如陳興良教授指出:“兩罪是法條競合,應按特別法嫖宿幼女罪定性。在嫖宿幼女的場合,受害幼女本人也有一定的過錯,因此其刑較輕。”另有持保留觀點的學者指出:“兩罪由于犯罪對象不同,兩罪是互斥的關系,并非法條競合,奸淫幼女罪的對象是無性同意能力的幼女,而嫖宿幼女罪的對象則是具備性同意能力的賣淫幼女,被害人同意導致輕刑。”

  針對兩派的學術爭鳴,筆者認為,我國刑法應當廢除嫖宿幼女罪。
  首先,從傳統道德的角度考慮,我國傳統道德中存在強烈的貞操觀念,婦女的自重自愛被民眾視為婦女之德。而由史至今,出賣肉體的賣淫女,則被廣大民眾所唾棄和鄙視。在這種傳統道德觀念的影響之下,賣淫女很難被民眾認為是性交易活動中的受害者。若一成年人與一幼女發生性關系,而把該成年人的行為認定為嫖娼行為,那么相對應的另一方幼女的行為則是賣淫行為。但將幼女認定為賣淫女,將“賣淫女”的標簽貼在部分幼女的頭上,尤其是對于被脅迫賣淫的作為受害者的幼女,對被嫖宿幼女造成肉體和精神的多重傷害。
  其次,從民意的角度來看。刑事立法只有合乎公眾的正義理念,才能得到廣泛地認同,繼而貫徹實施。但是,從一系列的嫖宿幼女案來看,公眾顯然對于嫖宿幼女罪難以認同。首先,從公眾的普遍觀念來看,嫖宿幼女罪的犯罪本質和社會危害性被認為比強奸罪要輕得多;其次,從法定刑的配置來看,奸淫幼女型強奸罪法定刑最高可為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為最高15年有期徒刑。從這一點來看,嫖宿幼女罪顯然比強奸罪可能被判處死刑的法定刑要輕得多;最后,從責任認定的角度看,被害人的過錯并不阻卻侵害人責任的觀念在公眾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在嫖宿幼女的場合,即使幼女是主動、自愿實施性交易的行為,公眾仍然認為不應減免侵害人的責任。上述原因極易使民眾認為嫖宿幼女罪輕于奸淫幼女型強奸罪,刑法設立此罪則有輕縱犯罪人之嫌。
  最后,從司法實踐的角度看。由于嫖宿幼女罪與奸淫幼女型強奸罪在明知被害人是或可能是幼女及與幼女發生性交或類似性交行為等方面存在交叉,嫖宿幼女罪與奸淫幼女型強奸罪存在著法條競合,因此,在奸淫幼女型強奸罪之外另設嫖宿幼女罪,易引發司法實踐中定罪的混亂。尤其是兩罪法定刑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某些案件中行為人具有特殊身份,法院判處法定刑較輕的嫖宿幼女罪,而未判處奸淫幼女型強奸罪,公眾難免會產生質疑,降低了公眾對司法判決的公信力。

  四、應建立保護幼女的社會綜合機制

  近幾年發生的一系列嫖宿幼女案,不僅僅是犯罪問題,同時,也反映出了一些社會問題。
  首先,家庭、學校對于幼女監管不力。就家庭而言,未成年人6歲之前獲得了監護人較多的關注,從衣食住行各個方面都獲得了嚴密的保護。而在未成年人6歲至14歲之間,尤其是10歲至14歲之間,監護人基于培養其獨立意識和獨立能力等觀念,對其周密的保護有所放松,給了犯罪人可趁之機。在幼女受害之后,由于對其缺乏足夠的關注,沒有第一時間發現其受害的事實,從而造成其多次受害。而就學校而言,雖然倡導素質教育多年,但在當前,升學率還是學校普遍關注的重點。學校的這種態度導向也導致教師更多的關注未成年人的學習成績,對于其情緒、心理等變化,則未給予較多的關注。更有甚者,一些教師甚至在學校里對幼女實施性侵,這必然與學校監管的缺失分不開。
  其次,對于幼女性知識教育的缺失。由于中國傳統道德對于性的保守態度,幼女的監護人在家庭啟蒙教育方面普遍不愿提及性知識,而學校一般僅僅設立生理衛生課,對于性知識也未予以明確的講述。對于性教育,家庭、學校都沒有一個嚴肅、認真、健康、理性的態度。因此造成了幼女性知識的缺失。大多數受害幼女是抱著好奇的態度,并未意識到實施性行為對自身健康存在何種意義的傷害。而行為人的一些小恩小惠,再加上幼女的同意,則使幼女成為嫖宿幼女罪的賣淫女。這種現象的發生,社會在譴責犯罪人的同時,也應該反思我們對于未成年人的教育是否存在問題。
  再次,留守兒童缺乏保護。留守兒童是特殊時期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產物。由于農村耕地的減少以及務農效益的低廉,年輕人為了謀生而外出打工,子女則跟隨老年人留守在農村,或者跟隨父母到務工地生活、學習。就前種情形而言,沒有父母的監管,年邁的老人很難照顧好未成年人的生活和學習。就后種情形而言,由于父母務工繁忙,疏于對未成年人的管教,同時,一些農民工子弟學校管理并不嚴格、規范,監管的缺失,一定程度上為犯罪人提供了可趁之機。因此,就留守兒童而言,教育部門以及婦聯等群眾團體應當予以更多的關注和保護。
  因此,就保護幼女的角度而言,應當廢除嫖宿幼女罪,對于嫖宿幼女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奸淫幼女型強奸罪。同時,不應當忽略的是,這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只有家庭、學校、社會聯合加強對幼女的關注和保護,形成一種全面的長效的社會機制,才能從根本上減少、遏制嫖宿幼女的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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