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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商標犯罪刑事政策的法理分析

時間:2013-11-12  來源:論文天下論文網  作者:施靜艷  閱讀:

本文參考目前的商標犯罪形勢,借鑒法社會學研究范式,分別從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概含,目前商標犯罪的形勢以及刑法中的商標犯罪規定為線索,旨在寬嚴相濟的基本刑事政策指導下,提出商標犯罪刑事政策及我國商標犯罪的立法完善。

  論文關鍵詞 刑事政策 寬嚴相濟 商標犯罪

  一、刑事政策的基本概含

  自費爾巴哈提出刑事政策之始,關于刑事政策的含義爭論一直沒有停止,如何給刑事政策下定義,我國學者更是意見不一,百家爭鳴。外國學者對刑事政策的定義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從費爾巴哈提出刑事政策概念以來,刑事政策經歷了從狹義到廣義的過程。
  被西方學者稱之為“刑事政策之父”的費爾巴哈認為:“刑事政策是國家據以與犯罪作斗爭的懲罰措施的總和,是‘立法國家的智慧’。”豍其后形勢政策概念的討論蟄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是隨著馮·李斯特賦予刑事政策新的概念開始,刑事政策的概念討論又開始一輪新的高潮。李斯特從三個層面對刑事政策加以說明,一是最廣義的方面,即“刑事政策系以研究犯罪原因及刑罰之作用為基礎之各種原則,從而國家乃依此原則錯刑罰及類似制度對犯罪展開件爭之謂也。”二是廣義說,三是狹義說。
  就其實質而言,仍然是刑事政策觀甚至是刑法觀念的基本碰撞。一為廣義的刑事政策觀,認為刑事政策包括了不同的社會控制形式和手段以及實踐,此種學外國學者支持者甚多;另一種是狹義的形勢政策觀,支持者也不在少數。

  二、我國當前商標犯罪刑事立法規范及刑事政策現狀之分析

  我國對商標權刑法保護的立法集中規定在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七節侵犯知識產權罪中,規定了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以及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等三個罪名,為懲治商標犯罪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武器。我國現行刑法關於商標犯罪的法律規定有四個特點:一是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犯罪共有三個罪名,其中單一罪名2個,選擇性罪名1個。二是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犯罪主體為一般主體,單位可以構成這類犯罪的主體。三是所含三個罪名的量刑幅度相同,但刑罰種類有所不同,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規定了管制刑。四是設定了兩個檔次的刑罰,即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和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相應規定了罰金刑。
  筆者認為,我國目前的基本刑事政策實質上還是以嚴打為中心展開的,強調從重從快,應然意義上的刑事政策雖沒有在法理上被否定,但是嚴打做為實然的刑事政策已經把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形式政策束之高閣。我們認為,討論刑事政策應該從實然上去考慮,關注實際上正在發揮作用的刑事政策。正如陳興良先生所言:“對于刑事政策的研究,我們不能滿足于應當以何者為刑事政策,更應當關注實際上以何者為刑事政策,進一步考察這種應然刑事政策與實然刑事政策分離的原因,由此得出正確的結論”

  三、基本刑事政策、商標犯罪刑事政策的反思與調整思考

  (一)基本刑事政策的反思
  如前文所述,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是我國應然意義上的刑事政策,但是值得反思的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是一種思維定勢和政治話語很濃烈的表述,其內涵一般被認為是: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折罪,大功受獎。豐但是這些思想多數只適應刑事訴訟法和刑法沒有被修訂之前,隨著我國96、97年先后修改了刑事訴訟法和刑法之后,其與罪行法定和無罪推定的基本理念相沖突。而且進入20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后,西方國家的刑法思想已經逐漸趨向于輕刑化。所以在強調首惡必辦似乎有違于世界潮流。
  故而,筆者認為應當以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取代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含義可以表述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寬嚴相濟之“寬”,當然來自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寬大”,其確切含義應當是輕緩。
  第二,寬嚴相濟之“嚴”,是指嚴格或者嚴厲。我國學者儲槐植教授曾經提出“嚴而不厲”的命題,將“嚴”與“厲”分而論之,指出:“嚴”與“厲”二字含義有相同的一面,常常一起連用;但它們也有不同的一面,“嚴”為嚴肅、嚴格、嚴密之意;“厲”為厲害、猛烈、苛厲之意。儲槐植教授之所謂“嚴而不厲”是在不同含義上使用這兩個字,“嚴”指刑事法網嚴密,刑事責任嚴格;“厲”主要指刑罰苛厲,刑罰過重。
  第三,寬嚴相濟,最為重要的還是在于“濟”。這里的“濟”,是指救濟、協調與結合之意,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語境中,既不能寬大無邊或嚴厲過苛,也不能時寬時嚴,寬嚴失當。
  總結起來,其可以表述為當寬則寬,當嚴則嚴,寬以濟嚴,嚴以濟寬,寬嚴有度,寬嚴審時。較之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更能準確地反映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
  (二)侵犯商標權犯罪的具體刑事政策反思
  回到商標犯罪的具體形式政策上來,我們可以在寬嚴相濟的基本刑事政策下窺探到解決問題的思路。當前商標犯罪的具體刑事政策應該理解為以從嚴打擊為主,前文已經述及,但是正如我們分析的那樣,對于各種犯罪是否都要從重從快的打擊還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嚴打可能會破壞法制的底線,也不能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我國對商標犯罪的規定在刑法典中只有區區三條,但是法定刑都比較高,以自由刑為主要基調,配以罰金刑。如此懲治以貪利為犯罪動力和原因的犯罪分子是否得當?從整體上講我國的刑罰重視生命刑和自由刑的運用,相反對于罰金刑運用在商標犯罪上,實際處理的時候運用不夠充分。

  從本文中提到的法律文件以及司法解釋可以得知,我國目前對商標犯罪還是以從嚴打擊為具體刑事政策的基調,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當前商標犯罪的形勢,我國相關行政機關向司法機關移送的商標權侵權案件也在逐年遞增。這可謂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懲辦的一面。但懲辦與寬大相結合不能很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而且懲辦與嚴打結合起來,變成了從嚴從重,可謂是“嚴而不厲”的命題中的厲。但是我國的商標犯罪規定并沒有形成嚴密的刑事法網,只強調厲而忽略了嚴,這正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可相比之處。我們應當以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含義為指導來分析商標犯罪具體刑事政策,可以從如下幾方面著手 :
  第一,寬嚴相濟強調的嚴是指建立嚴密的刑罰體系。形成互相銜接的刑罰措施,能夠做到兼容并蓄,形成合理的刑罰結構。刑罰結構是刑罰方法的組合(配置)形式。所謂組合(配置)形式,是指排列順序和比例份額。排列次序是比重關系的表現,比重是量的關系,但量變會引起質變,比例不同,即結構不同,則性質不同。刑罰結構決定刑罰運行的內部環境,構成整體刑罰功能的基礎。
  我國商標犯罪的刑事法網沒能夠結合得很嚴密,不能達到相濟的調和程度。可謂不“嚴”。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保護對象過于狹窄,主要是(1)缺乏對注冊服務商標的保護;(2)注冊商品商標的保護范圍狹窄;(3)對知名商品的商標、馳名商標的保護力度不夠;(4)與商標有關的其他識別性標志不屬于《刑法》保護的權利范圍;第二,保護面有一定的局限性,沒有將反向假冒商標行為作為打擊的對象;
  第二,商標犯罪沒能體現“相濟”,主要表現在配置刑不合理。刑罰對于三種侵犯商標權的行為規定的都是一樣的法定刑,情節嚴重的最高三年有期徒刑;特別嚴重的或者數額巨大的,3-7年的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這樣的規定已經把這三種犯罪行為視為具有相同的社會危害性,但是仔細分析看來,三種行為無論在行為樣態還是危害結果上都有明顯的不同。假冒商標罪是造意型的犯罪,是以下兩種犯罪的主要源頭,應該比以下兩種犯罪重,這種對合犯的處理結果本應當有所不同。如果處理結果一樣,是違反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的。
  第三,現階段商標犯罪具體刑事政策沒能體現寬嚴相濟中的“寬”,商標犯罪立法過于“厲”,已經嚴重違背了世界潮流。因此,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和國際背景下,應當強調刑罰適用的效益。因而在商標犯罪的法定刑設置上,盡管仍然采取短期自由刑與罰金刑并重的模式,但卻更為偏重罰金刑的運用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商標犯罪的量刑過于嚴格。目前,我國對于商標犯罪的刑罰規定分為兩個層次,而這兩個層次在一般觀念上看,都比較嚴厲。從刑法效果和司法實踐中看,我國對于商標犯罪的刑事制裁應該來說是比較嚴厲的,同時,我國的刑法應當更加重視經濟法罪的處罰模式的改變,即應當多適應罰金刑,以及可能設立的資格刑等。不能一味的用有期徒刑或者重罪來規制商標犯罪等經濟犯罪。犯罪率高低和刑罰的輕重以及有期徒刑的設立、嚴苛等并不呈現明顯的邏輯關系。
  (三)商標犯罪刑事政策之重構
  鑒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在以嚴打、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指導下,商標犯罪的刑事政策是從嚴打擊,從重從快。其并沒有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精髓。在應當“寬”的方面沒有給予寬大處理,而是嚴而不厲;在“嚴”的方面沒有能形成嚴密的刑事法網,犯罪規定的線條過于簡單;在“相濟”上沒有能形成嚴密的刑罰結構。
  所以,商標犯罪的刑事政策應當進行調整,這是有利于我們進一步打擊商標犯罪,控制商標犯罪趨勢的必然途徑。我們應當摒棄“厲而不嚴”的模式,采取“嚴而不厲”的模式,以達到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首先,嚴密我國商標犯罪刑事法網。將反向假冒商標行為等行為列入刑法,其次,調整刑罰結構,偏重罰金刑的運用。
  另外寬嚴相濟,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做到重罪重罰,請罪輕罰,做到罰當其罪。刑罰的設定一方面要體現國家的有關經濟政策和政治背景,同時也要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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